“渭城朝雨轻尘，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。”王维的这首《送元二使安西》俗称《阳关三叠》。

到了宋朝，喜欢颠覆前人观点的儒者又郑重其事地写了一首《阳关三叠批判》：“客舍休悲柳色新，东西南北一般春。若知四海皆兄弟，何处相逢非故人？”（陈刚中·绝句）

探其究竟，这两首诗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对根深蒂固的矛盾：“四海兄弟”与“华夷之辨”。它们始终交织在一起，影响着中国人对外国的认识，以及与外国人的交往。

四海兄弟”与“华夷之辨”

从很久以前开始，享受着较稳定的社会条件、生活富足而优雅的华夏文明的圈内者就认为：出远门，尤其是到当时文明圈的边缘或以外的什么地方去，是一种令人伤感、值得同情的经历。《阳关三叠》就反映了这样的心境。也难怪彼时在丝绸之路上带领商旅的，大多是中亚地区的商人；而中原地区的商人，却似乎一般不做太远的旅行。

然而，传统文化中也一直存在着另一条思想路线。孔子曾满怀自信地说：“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。”唐朝的立国理想之一便是建立一个多民族帝国，因而出任宰相、将军的外族人士几乎难以数计。《阳关三叠批判》便体现了这种超越人为疆界、有人类普遍价值的信念。

可惜的是，到了宋朝，这只不过成了读书人的豪言壮语罢了，书本上的记忆与现实已发生了脱节。且不说当时丝绸之路的贸易已被阻隔，中原地区因战马供给紧张，国家甚至都不能再维系一支常规的骑兵力量，在一系列对外事务上，朝廷的决策和执行都表现得相当笨拙。

在与文明圈外（或文明圈外沿）新兴势力的关系上，在军事上，宋朝作为一个军事弱国因而无法赢得战争；但在经济上，它作为一个经济大国、贸易大国却也无法主导和平，无法通过贸易和其他手段来主导或参与一种双边或多边的秩序。这样的局面，在北宋末、南宋末、明末、清末的对外关系中都一再见到。

在被动挨打的年代里，“四海兄弟”说已越来越少地听到了；取而代之的，是把中外区别“上升到理论高度”的“华夷之辨”说，甚至是“华夷大妨”了。于是，华夏文明早期坦荡的君子心态磨损殆尽—见不到了周人作为蕞尔小邦凝聚他族、重建秩序的“国际”领导力，齐相管仲在“国际”权力中心衰落时及时采取的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的重建秩序的战略，鲁人孔子在称赞管仲业绩时所流露出的文明责任感，各流派的学者在周游列国中表现出的天下关怀，以及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、燕昭王的金台招士、吕不韦的杂家策论、各诸侯国纷纷任用客卿的现象里体现出的实用主义。

儒者也不愿再讨论为什么“欢迎远朋”与“学而时习”并列为《论语》卷首篇中，以及这种并列所包含的“微言大义”。他们都倾向于给公然表达过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”的孔子一个严格的定义，把远朋仅仅解释为同类、同门，甚至门下弟子而已。

摇摆中的历史外交心态

总的来说，中国向来没有对外族、外国、外来信仰从教义上的歧视和排斥，虽然它往往以教化、文治为衡量先进与否的尺度。但依生存状况之不同，中国文化中对待外族、外国、外来信仰的态度却在历史上发生过明显的摇摆：凡在不吃亏的强盛和扩张时期，如在民族大帝国的框架内，作为文明中心的居民，中国人乐于坐等别人对自己文明和价值观的认同，对外族人士到中原地区来投资创业不加严格限制。这时的心态，与其说是四海为家，不如说是以文明主人的姿态，去款待来自四海的客人。

但是一旦在对外交往中吃了些亏，或发现自己所处的并非文明中心，甚至还要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外国势力中周旋，就会有一种处在包围圈中的不安全感从内心油然而生。历史上接连几次抵御外族入侵的努力的失败，特别是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几遭列强瓜分的境遇，更加剧了这样一种不安全感，甚至丢了面子以后的自卑。凡事带着这样的心态去处理，往往会忽略大局，而埋头具体利益上的争夺。争来争去，终于日渐心力不支而忍痛放弃。

这也就难怪在北宋末、南宋末、明末、清末的对外战争失利，总是与外交活动的失败伴随而来。从遗留至今的资料来看，当时朝廷，但求一逞的打也好，定位错乱的谈判也好，根本没有一套周全的策略，更加谈不上有什么全局性眼光。

试想北宋朝廷里，儒冠衮衮，多少人擅长对辽国、金国、西夏国的事务？南宋朝廷里，在金国没落、蒙古帝国崛起的时刻，多少人对发生的天下变局做过通盘判断？明朝朝廷里，什么时候对辽东对策有过认真的检讨？在清朝朝廷和贵族里，什么时候就国际关系开展过形势教育？在这些历史关头，朝廷的官员数量并不少，但有见识的，却没有形成团队影响；能参与高层决策过程的，只有个别人。

相比之下，在现代中国，3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启动，正是得益于上世纪70年代中国主动改善国际关系的连续举措。回顾历史，这大概是自唐朝以来中国最主动、最密集的一个外交阶段。中美关系的正常化，是一种超越政治（也是超越道德）的利益关系的重新整合。邓小平关于“抓住机遇”的看法，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在全球经济各个层面上的参与，则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世界眼光。

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，是中国2000多年来第一次带着自己并非文明中心或唯一强国的明确意识，来审视全球大局、选择发展定位的。试想，假若30年前的领导人恪守华夷之辨，坚持标榜自己是“世界革命中心”，或怀疑所有世界强国都“亡我之心不死”，中国又岂能那么顺畅地以沿海城市开放（当时在国际上曾被嘲讽为第二次“门户开放”）为起点，逐步把自己变为全球的贸易大国和发展典范？

“半心半意”的国际化

对于中国的企业领导者来说，因为需要就中外关系做出许多决策，才能让企业逐步适应国际

化的商业环境，因此在决策过程中，也就不得不对这一矛盾的存在，以及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加以明辨。但是，他们中的许多，由于日常业务的纠缠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或许还来不及反思，对老一代领导人发动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来不及回顾，再加上海内外各种流行思潮的影响，于是在进行海外发展决策时，也就难免表现出程度不一的盲目和摇摆：

◆ 很多企业，从较大企业到私人投资者，把走出去当作规避某些国内宏观政策，或为了获得某些自然资源而“逐水草而栖”的无奈选择；走出国门之前并未在全球大背景下制定一个较周全的发展构想，也没有在某一地方做长期发展的打算。

◆ 有些大企业在国内市场上举足轻重，到了山外有山的海外市场上，仍以大企业自居，下车伊始就在闹市区置业，买大而无当的广告，甚至打出有歧义的商标和营销口号，在当地商业精英眼中扮演了可笑角色尚不自知。

◆ 有些小企业，尤其是私营商贩，每到一处，只把那里当作赚一把钱抽身就走的一站，与当地民众并无更多交往，不但毫无社会参与，有时甚至无视法规习俗。这种现象发展到拉帮结伙的程度，势必招人厌恶。

◆ 在企业内部组织上，不制定整合中外机构和员工的任何长期计划，维系海外业务长期依靠少数的外派精英，而无法吸引当地最佳人才的参与。即便有在某国长期发展的朦胧意识，对中外员工的人力资源整合也经常延缓滞后。

◆ 企业不能营造广泛的社会网络：要么把合资企业业务大部分交给合作伙伴，当“甩手掌柜”；要么只追求单一的销售功能，把产品卖出去了事；要么即使生意已有不少，却在公共关系上一味低调，甚至以怕见媒体而著称。结果，对当地大量的商业和社会资源都不能加以有效利用，更不能在当地市场上不断提高品牌和声誉，凡有举措，动辄需要总部输血。

凡此种种问题，都可归咎于一种基本心态：那就是既没有“四海为家”的心理准备，也不具备相应的发展计划和实施方案。

历史因素往往决定当前的发展路径。管理学大师查尔斯·汉迪（Charles Handy）不是曾雄辩地说明过，人们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地从自己的启蒙经历中寻找行为楷模吗？通常所见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几个模式，其缺陷，大抵与这种“历史遗留”的心态作祟有关，如小企业抱团、尽量不与当地社会发生合作交往的中国城模式，仅仅依靠少数合作者的“甩手掌柜”模式，闭门经营的“海外生产基地”模式等。

仅从检验实效的角度来看，既然已走出了国门，从经营上开始了国际化的行动，却又在心态、知识、注意力上束缚自己的手脚，不再像在国内市场上那样去集中精力开拓和整合各种资源，如此“半心半意”的全球化又有何益？既然是做生意，为什么却不尽可能多地发展合作关系、利用本地人才、提高经营效益？

中国企业家应清醒地认识到，21世纪的国际市场虽说不是古代儒家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的理想世界，但只要经营得当，还是能够在自己想去的地方发展网络、参与游戏、承担责任、分享利益的，做到“普天之下皆合作伙伴”并非妄想。现在的一些全球企业，业已建立了自己的“商业生态系统”（business ecosystem），如遍布世界的供应商、服务商网络。它们可以说已达到了普天之下皆合作伙伴的境界，这一点管理学者已经指出。

反思

回溯既往，很难否认的一点是，那些决定现代中国人思想基调的因素，基本上还是来自华夏民族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。虽然时至今日，又经历了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，我们还是能从现实生活中一再地发现过去年代的影子。

但是，如同任何主义、学说、大系统一样，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是“铁板一块”，更不是一件简单工具，不是搬起来就能派同样用场的。中国的传统文化中，既有对现代企业全球化经营起促进作用的成分，也有带来负面影响的成分。在这方面为企业家提供帮助，本来是媒体、书刊的责任，但无奈国内这方面可用的资源却少之又少。人们经常看到的，除了对“全球化的本质”的玄学式的探讨，以及一页、半页纸篇幅的对全球化“核心”、“基础”、“先导”的总结之外，就是从“借鸡生蛋”、“借船出海”到“安营扎寨”、“星火燎原”的伪“三十六计”式的文字游戏。与此同时，在众多业余军事爱好者的园地里，由于话题性质所决定，大量言论的主导的思想路线还是“华夷之辨”，只有在一些理论刊物上，才有时

听得到有关全球化的一些前瞻性的讨论。

苦于无奈，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往往转而从阅读历史中寻找有参考价值的案例。但恰恰在中外关系上，中国历史充满曲折，也并未留给现代人明确的指南。相比之下，或许倒是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更富切身体会，也更有启发意义。

一个值得担忧的情况是：前30年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成功，是在中央政府少数行政官员的操办下实现的，这些官员人数不多，且意志坚定、极富才学，终于保证了邓小平构想的实施；但在今后年月里，中国经济的全球化将要更多地由企业去完成。在相关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，中国企业家又将表现出什么样的见识、什么样的心态呢？

笼统地继承传统已不可行，也不可取，重新审视不仅是学者的说说而已，还是每个行动者的责任。

Ed Zhang
China Daily中国商业周刊高级顾问。